第一次是为上海的暴力拆迁。潘蓉，一个普普通通的上海市民，不过是想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价值1000多万的房子，补偿只有100多万。她决定反抗，并且信心满满：“在依法治国的今天，何况又是在上海，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强拆岂不是一个童话？”她将自制的燃烧瓶扔向正在前进的挖掘机。但挖掘机没有停下，潘蓉夫妇俩被迫下楼，拆迁人员一拥而上，将他们按倒在地。丈夫在法庭上声泪俱下：“我亲眼看着我的妻子被一帮人扇耳光，眼镜被打飞，人被按在地上，光着脚被强拆者拖行，我却保护不了。”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潘蓉的话：“拆迁居然有警察参与，当地政府参与，国家的法律就像写在纸上逗人玩的。”她不断问，中国的法律是这样的吗？
中国的法律，是这样的吗？我看到那个瘦弱女子在呐喊，泪水不住的流。我不停地想，如果我遇到相同的处境，我是不是有勇气站出来反抗；我在想，如果我亲眼目睹政府公然与民争利，却无伸张正义之地，内心会是怎样一种绝望。
想起前不久看韩寒的文字。
“你是不是觉得闵行区很可恶呢？你是不是奇怪为什么他们的官员位置还那么稳呢？如果你这么想，你就太嫩了，因为他们是上海市政府的得力干将。这就好比你是公司的部门经理，你要买一个市场价是1000的打印机，于是你给了你的一个员工1000元整，结果你的员工花了300块钱就把这个打印机给强行买来了，还给你开了一张1000的发票，又给了你400，他自己拿走300。不光如此，你还不用负责这个员工的伙食，因为他饿了可以自己钓鱼吃。这个员工唯一的问题是开车赶路的时候压死的几条狗，导致你的办公室外面经常有一堆狗对着你吼，你说，你会不会开除这个员工呢？当然不会。你只会想，这些狗真麻烦。
是的，那些倒霉蛋就是那几只狗，而我们就是那一堆狗。”
今天看报纸，北大的教授站出来说，拆迁条例有诸多不合理，公然违反国家宪法。可拆迁条例，已经颁布了8年。8年期间，因为暴力拆迁导致的悲剧不在少数，南京的翁彪自焚，从化的张灿成被判刑，菏泽的李民生上吊自杀，苏州的马雪明、本溪的张剑砍杀拆迁人员被判死刑，不久前成都的唐福珍自焚……8年期间，荒唐的拆迁条例竟没有因为悲剧的发生而有丝毫改变。每次悲剧发生，都有民众哀悼，专家教授提建议，可这个社会的反馈机制惊人得迟缓，很多时候，我们只能抱着得到中央关注的薄弱希望，祈求圣上开恩。让民众引以为傲的重庆最牛的钉子户像座孤岛，它在中国拆迁史上也许就是座孤岛，而不是什么里程碑。那时正值两会期间，《物权法》刚刚通过，开发商和政府不敢轻举妄动，可一年多过去，该拆的，都还是拆掉了。
第二次，黑龙江矿难。检测员早已检测出瓦斯含量超标，但全煤矿却没能做出回应。究其原因，以前检测出含量超标，工人撤退，耽误了工时，少挣的钱矿上又不给补，于是只能硬着头皮干。关乎矿工生死的检测制度，成了狼来了的无力呐喊。同样是为了效率，领导层默许这一切的发生。
刺痛我的，是某官方发言人的话：“我们应该看到，500多人，活了400多人，这才是主流。”
这才是主流。于是那100多名同胞的命在伟大相对论的照耀之下，就可以忽略不计了。我想起施特劳斯曾写道，“如果一切都是相对的，那么食人只是一个口味问题。”
一个官员曾对着一群群因工作条件差而患上尘肺病的工人叹气道，“你们要理解，这是发展的必然代价。”代价，是肯定要有的。但有一些代价，明明可以避免。最可怕的，是人心的冷漠。梁文道对此感叹：“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听到有人把枯竭的水源、污染了的土地，乃至于贫富差距的恶化形容为“发展的代价”；但我还是第一回听见官员将一群待死之人也说成是“发展的代价”。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为了城市的建设，人命是必不可少的代价？而且这个代价还是现在不必偿付的？为什么我们总是那么轻易那么漫不经心地就能把一些东西当成“代价”，然后说的人和听的人都往往摇头一叹“没办法”呢？谁有权力界定什么东西什么人要当那个玄而又玄的“代价”？”
官员们荒谬的话语背后，是种显而易见的冷血逻辑。而且这种冷血逻辑正在蔓延。我们逐渐形成了这么一种认识：矿难总要发生，总有人为了发展要牺牲。于是报纸上的死难数字，也就真的只不过是几个数字而已。我们对着数字，摇摇头，能有什么办法呢？于是该看娱乐的看娱乐，该看体育的看体育。
美国曾经也是矿难频发的国家，但是每一次大的矿难，都转化成了相关制度改进的机会，致使矿难发生频率不断下降。1968年西弗吉尼亚矿难，78个矿工死亡；1969年，美国便通过了重大立法“联邦煤矿健康和安全法”，并且在接下来的今年中不断完善，1977年定型。到2005年，美国矿工死亡率已经下降了2/3。2006年沙沟矿难，12人丧生，美国当年就通过了“2006矿工法”。
苏小和不无悲愤地写道：“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的事故现场应该吸收美国事故历史的种种经验和教训。但当我们把这样的问题提出来，立即发现我们的底气不足。一件件令人难过的事故不断上演，我们的社会、制度和法律体系，有没有可能就此进行一些必要的试验？我们的法官与法学家有没有可能沿着侵权的角度，去探索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条款？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有没有在劳资关系与雇佣合同上找到一些新方法？我们的非政府组织，我们看上去庞大的律师团队、我们的立法者、社会保险专家，尤其是那些以企业家之名先富裕起来的人们，有没有谁站出来发起关于工业事故的社会后果调查研究？没有，一个也没有。”
所有人都认为，拯救事故是政府的事。过了多少年，互联网如此发达的时代，政府的思维依然不改，他们以为更少的人知道事故，就可以更好的处理事故。这种姿态固然可悲，但更可悲的也许是，在这种观念影响下的我们，早就放弃了说话的权利，摇摇头，叹口气，“没办法”。然后就渐趋沉默下去。
第三次，BT被关。电驴据说明天上午可以恢复。饭否本来说是7月10号可以恢复，但现在5个月过去了。
其实一开始听到这条消息，全是无奈的笑。我一直戏谑地说，广电总局就TM是傻逼的代名词。（如何傻逼，我想诸位已经心知肚明了。）BT甚至其他下载工具突然被关的情况，我们早就该熟悉了。当初Youtube, facebook，饭否，牛博等被禁，我们不是一样没有话说。我在新闻留言页面转了一圈，兴致勃勃地盘算着怎么戏弄一下广电总局和某party的时候，突然一阵悲从中来。我能做的，就是宣泄而已。网上的民意再汹涌，在广电总局和当局耳里是狗在乱叫而已。别说区区Bt了，就是整个互联网，说关，咔嚓，就给你关掉。新疆禁网、禁手机短信已经四个月了，我们有什么办法？
泪水又不争气地流下来。我们都只不过是些提心吊胆的无名小民，想偶尔看些美剧，现在这点权利，说没就没了。
我们常说民主自由。民主啊民主，这个在中国被叫嚣近一百年的词语，在今天看来仍然那么虚幻。第一次认真思考我们的现状，我才发现，我们生活的国度，有多么的不民主，多么的不自由。
梁文道先生说，今日中国的公共讨论常见一种病理化的倾向，总是困在“民主”、“自由”之类的名词面前，大而无当地浮游表面，夹缠不清，难以寸进。不错，民主和自由都是些容易被滥用的词语。即使是当今公认的民主制度最健全的美国，当初建国的目标，从来就不是民主的最大化。民主的实施，必须有法治、言论自由、权力制衡等一系列配套措施。但民主和自由，从来都是衡量人是否尊严地存活的重要尺度。这是任何诡辩的权术，任何狡猾的政治修辞，都剥夺不了的。
今天看社科院某院士写的文章，《民主还是中国的好》《我国决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大意是说，西方民主制度中的多党制和普选都是切割选民，扩大人民内部分歧，对于正在转型期、矛盾多发的中国，是万万不可碰的。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团结一致，抓住机遇，实现发展，把人民内部利益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使之不影响大局。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共产党代表群众利益，二是人民代表大会等制度能将人民的意见统筹规划。因此得出结论，我国实现了“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有机统一”。
啊，伟大的政治制度。民意既能得到充分反映，我们国家又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人民正大踏步迈向美好的明天！
先不论这些文章是多么的逻辑混乱、论证不合理，使我怀疑这些院士有没有正儿八经学过政治（先用了好几大段，说普选跟民主无必然联系，又说“美国认为俄罗斯的民主是虚假的，殊不知，梅德韦杰夫是全国普选出来的总统，而且得票率比布什在美国的得票率高的多。为什么美国说俄罗斯不是民主国家？因为俄罗斯对美国不俯首称臣。”囧啊……这逻辑。），也不论文章里满溢的阶级论调（“欧美各国……金钱政治，无论哪个党上台执政，实际上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大资本集团的政治力量控制国家政权”）和可笑的狂妄自大（“西方民主政治逐渐丧失活力，与它自身不思进取，自认为“终极”“完美”有很大关系。而中国则能看到自身的问题，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使中国的政治发展过程充满了活力。”），更不论“民意”这种一时情绪的反映和“投票”这种理智、负责任的决断在论及民主时的巨大差异，我们先来看看“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论调本身。我们的当局一向以效率高著称，集中力量办大事，没有那么多叽叽喳喳的辩论和不同团体之间的牵制。但是，我们可以指望当局的决策永远是理性、正确的吗？不可能。如果我们把非理性决策所带来的人力财力和资源浪费、机会成本、民众和政府之间的信任损失计算进来，这还能称得上是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吗？公民参与决策，并不见得会降低效率。它可能会降低政策制定的效率，但是它往往会因为切合民意而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并它通过提高决策的合理性来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而这种决策的合理性，恰恰有赖于广泛征集民智，让理性有更多的机会发出声音。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背后，我看到的，是一种致命的自负。这句口号像护身符，被迂腐的官员们紧紧拥在胸前，他们用藐视的姿态站在高地，胸怀大志，自以为洞察世事，人民群众的意见从来都不能真正听进去。对他们来说，所谓的民意不过都是浮云，浮云。
我们这个时代，国民情绪被一个叫做“大国”的词汇占据，经济增长了，国家地位提高了，某某产量又世界第一了，积攒已久的挫败感终于转化成了化身大国的扬眉吐气。经济增长的数字摆在那儿，人民看似生龙活虎，日子好不红火，一派国泰民安的祥和景象，心情偶尔再被奥运会啦一搅和，更是激动得难以自持了。但是深入内里，每个中国人都一样无力。像那篇文章里写的，“也许你是一名城管，刚还气势汹汹地轰走了一群小贩；也许你是一名警察，刚还理直气壮地殴打了几个犯罪嫌疑人；也许你是一名官员，刚还悠然自得地贪污了一笔工程款；也许你是一名药监员，刚还酒气熏熏地放行了一批劣药……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其实也是一位父亲，你那不满两岁的儿子刚喝了一杯三鹿奶粉；你还是一个丈夫，你那贤惠善良的妻子刚走进一栋豆腐渣建筑；你也是一位兄长，你那老实诚恳的兄弟刚被无辜牵进了一起案件；你同时是一个儿子，你那满头白发的老母亲刚刚吃下了两片不合格的药物……”所有人，都是弱者。政府与民争利是实实在在可以看到的，腐败像癌症一样蔓延，很多基本的道德价值失守，人们沉醉于对金钱的追逐。政府缺乏良性的反馈、监督、制衡机制，人治而非法治，在应对许多关乎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时呈现出惊人的迟缓。我们看不到政府应对腐败下了多么大的决心，只看到孙中界一根手指只换来对官员的行政警告；我们看不到政府对多元文化的真正包容和鼓励，只看到广电总局下令，今天只准京腔不许港台腔，明天黄金档全部主旋律，后天外国片甚至动画片一律叫停。
前些年，还寄希望于一种叫做“被动民主”的东西。人民发现问题，网络这个平台汇聚群众力量，政府的舆论的压力下做出符合民意的改变。可是现在，群众在网上呐喊半天，当局装耳聋听不见。网络舆论监督的效力无疑正在减弱。或许它本来就没强过。
我们习惯了。我们在恐怖和谎言中迷失已久。我们不敢挑战权威，尽管我们都知道每天重复的那些话语不过是人人心知肚明的谎言。人人都生活在言不由衷之中，并且渐趋沉默，对于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情，早就无奈麻木冷漠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回望过去，我们一定会为这个疯狂和荒谬的岁月感到不可思议。是的，我们对盛行的邪恶习以为常，我们已经变成了迫害我们自己的同谋。北岛的诗说：“我们不是无辜的。早已和镜子中的历史，成为同谋。”
可还能怎么办。此刻只觉得深深的无力。我只是个十八岁的小屁孩，正在为上大学发愁。我猜想一个同样为此忧虑的人，也同样深陷种种牵绊，明知自己该做些什么、自己可以做些什么，但还是任由习惯的伟大力量侵蚀自己，感慨一句，现在的中国……然后渐趋沉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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