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1月13日 星期三 于 01:30:46 · 田路 发表在: 网络时代
2009年12月11日，国家广电总局关停了约200家没有取得视听节目许可证的网站。广电总局此次整顿范围从提供在线视听类服务的网站扩展到提供影视作品下载类网站，清理范围和力度进一步升级。据称，今后将对视频下载网站采取许可证管理。
12月5日，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副司长庹祖海表示，网络空间也是社会的一部分，需要立法规管。他同时透露，相关部委也在研究网络实名制、网络虚拟财产、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内容分级管理、预防和矫治网络沉迷等问题。
同一时间，BT中国等BT下载网站被关闭。
海外评论家认为，2009年岁末中国频繁祭出互联网整顿的重拳，除了正常的行业规范管理，亦有完善“网上长城”综合效果的考量，毕竟互联网发展到今天，技术创新和传播方式的日新月异，使得简单强化对某些网站的屏蔽效果，已远远无法真正实现这一系统工程的初衷。
互联网时代，海量信息的自由传递，不仅对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构成巨大冲击，同时也弱化了政治控制和社会秩序。美国学者德图佐斯在其1997年出版的《未来的社会—信息新世界展望》一书中，道出了政府对互联网的担忧：“一个方面是其影响范围无所不在，趋于无视国界。另一个方面是隐秘性，新的加密体制能把它给予罪犯和任何被视为‘国家敌人’的人。让我们分别称之为政府对普遍性和隐秘性的恐惧。”
因此，自互联网诞生之日起，各国政府都试图对其进行或深或浅的控制与监视。今天，世界各国依据各自的意识形态以及法律体系，对互联网系统形成了不同的监管方式，譬如网络实名制，在韩国已实施经年（详见本刊2006年12月《国外互联网络的监管》一文）。而中国正处于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增加的转型时期，有效加强互联网监管以维护社会稳定，在管理者看来，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有舆论认为，2009年是中国近年不断加强互联网监管手段以来，管控技术和力度最具突破性进展的一年，传统穿越“网上长城”的各种技术工具纷纷失效，但技术的发展，使得管制信息的传播方式更为隐蔽，传播源更为分散。2009年末的重拳出击，舆论反映和监管效果如何，目前尚无从得知。但中国从 1995年互联网开通以来，监管与反监管的攻防战，不但显现出一条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轨迹，亦显示出一条社会矛盾和焦点的轨迹。
1995－2000：不设防年代
中国互联网是何时开始的，一般有两个提法：一为1993年3月12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鎔基主持会议，提出和部署建设国家公用经济信息通信网（简称金桥工程）；另一个说法是1995年1月，北京和上海两个节点正式接入Internet。无论何种，这两件事对中国的互联网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互联网曾有一个标志性场景：1996年的北京白石桥路，路边高高的白杨树间立着一面巨大的广告牌，上书：“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向北1500米，即为瀛海威的网络科教馆。
瀛海威为普通中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向互联网世界的大门。尽管当时全中国的上网人数还不到8万人，但那是一个百无禁忌的不设防时代。
也就是在这一年，广州网民温云超开始上网。与当时多数中国网民一样，温在第一次体验自由表达的亢奋时，也迅速将注意力转向现实社会少有机会表达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他和遍布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分成不同阵营，围绕着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热烈争辩—这都是真实世界里无法想象的事情。
对国内网民来说，互联网除了提供百无禁忌的言论机会外，境外多得不可计数的色情网站也同样让他们“大开眼界”，借助互联网，色情文学不但从无到有，而且迅速完成了门类细分的进化。
无拘无束的狂欢很快落幕。1999年末，温云超发现一个叫北美自由论坛的网站已经无法访问，同时不能访问的网站还有万维读者和多维新闻。
那时的温云超已是人民网强国论坛的常客，他有了自己的网名—北风。强国论坛建立于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之后。在那里，各地网民首次感受到了网络给他们带来的兴奋与冲击。他们每天在论坛里热烈讨论各种重大时事话题。可没过多久，这些讨论就很难持续下去了，因为网民们发现，论坛里有了过滤字，发言被过滤字吞噬渐成常事。过滤系统的关键词只有两种：政治与性。
“温云超”们当时并不知道，在他们积极讨论之时，一部与己息息相关的法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已悄然实施。这是一部在1997年12月11日经由国务院批准，同年12月30日由公安部发布的法规。这是中国内地对互联网展开全面管理的第一步。
其实，在中国接入互联网的那一刻起，对网络的监管就已同步启动。
1996年，为帮助中国建立国际互联网公共接口，而受雇于中國政府的迈克尔·罗宾逊，被中国同事召到了会议室。对迈克尔来说，这是他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一天。
会议上，迈克尔的中国同事问他：“是否有办法对中文互联网上的电子邮件和网页地址做关键词搜索”。迈克尔回答没有，想“嗅”（sniff）出分割加密的海量数据简直是不可能。然而他的中国同事并不放弃，在成串会议和多次询问之后，迈克尔被告知：他必须协助监测到中国用户用互联网做了些什么，否则会失去这份工作。迈克尔·罗宾逊选择了保住饭碗。
同年，“金盾工程”开始建设。参与“金盾工程”的有清华大学，以及美国、英国、以色列等国的高科技公司，其中贡献最大的当属思科。
美国专家Ethan Gutmann在《Who Lost China’s Internet》一文中称，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思科就担起了为中国新生的互联网安装防火墙的重任。思科专门为中國政府开发了一种由路由器设备、积分器和防火墙组成的盒子。这种盒子具有拦截信息和进行关键字检索的功能，每个单价2万美元，而中国电信“购买了难以计数”的盒子，“思科大捞了一笔。盒子在网络系统中到处都是”。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GFW的最初形态。
GFW一词来源于2002年Charles R. Smith写的一篇关于中国网络审查的文章，查尔斯很形象的将中国的网络审查比作中国的防“火”长城。这个名词从此一炮走红。
虽然GFW一词广为流传，但无论是公安部的“金盾工程”，或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还是国务院新闻办等单位，都不能完全对应于公众所理解的GFW范畴。
网络活跃人士周曙光认为GFW太复杂，各人理解难达一致，是个复杂的系统，何况政府部门并不承认这个系统的存在。因此，他将国家防火墙定义为来自政府的网络审查系统。
据了解，目前中国国家级的网络管理机构主要有四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宣传管理局、中共中央宣传部舆情信息局、国务院新闻办网研中心舆情处，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网络局。此外，公安部、国安部也都有着自己的网络监控机构。这些机构在职能、范围上都有着很大的重叠，但皆为每天收集网络舆情并作出相应指示而设。
2000－2002.9：可以轻易翻越的“长城”
1999年末，一系列国内外网站的关闭和封锁，标志着内地网络有效监控时代的来临。“网上长城”已初具规模。
此时的温云超，已有三四年网龄，对他来说，越过这些早期的“边境线”并不难。他在网络上搜索到一些代理服务器的地址，通过代理进行访问。代理服务器的原理，就是让甲电脑先通过网络联接到某处一台已经联网的乙电脑上，相当于通过乙电脑上网。如果乙电脑可以访问被屏蔽了的网站，则甲也可以。但是，温马上又有了新的难题，他发现似乎有内容被过滤。这个疑问很快得到了证实。温云超在2001年，跳槽去做一家网络公司的总监。到2002年，他了解到中国的互联网上确实已开发出内容审查系统。
不过内容审查系统只是针对网络上发布的内容，而网民们访问“国境线”外的网站并未出现太大的障碍，只需掌握简单的使用代理的知识，即可绕过对特定网站的屏蔽。那时还有不少“网上白求恩”开发出诸如“代理猎手”一类自动搜索代理的软件，方便人们搜索和更新代理服务的地址。
由于这一时期各城市迅速完成由拨号上网变宽带上网的工程，网民以几何级数量增长，汉语世界的信息中心和观点交流平台，迅速由海外转向国内。尽管此时“网上长城”仍可轻易翻越，但大多数热衷时事的网民并不频繁翻越“长城”，而是直接阅读海外转载过来的文章。
这一时期，被屏蔽对象除色情网站外，主要是海外新闻类网站和政治团体类网站。随着时事类信息交流平台由海外向国内的转移，其重要性已被迅速降低。同时，网络新技术和传播方式的创新，替代性平台也不断出现，譬如号称“自由百科全书”的维基百科，其查阅、检索资料的便捷性远远超过海外传统的新闻网站或论坛社区。
对文字类的“不良信息”，过滤字系统的阻挡作用，甚至不亚于网上长城。但是，很快有网民研究出对抗过滤字的软件—将自己的文章输入这些软件，它会自动识别出过滤字，并转化成非过滤字。比如在字与字之间加上“/”或“*”符号，或改成同音字。
过滤字系统简便易用，但也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由于它无法识别包含关键词的文章是否真正属于“不良信息”，导致官方的时政新闻几乎都无法通过这个系统，此问题时至今日依然未能解决。随着信息监控系统功能的迅速提升，它甚至会导致官方网站被意外屏蔽的情形发生。譬如《东方早报》报道，因为一条“中共武汉市气象局黨组关于2009年全市气象部门反腐倡廉工作意见”的消息，登录武汉市气象局网站时会显示“信息监控系统检测到不允许的词”，页面被强行关闭；而《南方都市报》12月16日亦报道，访问南京电子技术研究所的网站，点击其栏目“民用雷达”页面，亦会弹出相同的提示，后者是因为一段“港口交通管制等领域”的文字中有“口交”二字。
总体而言，无论是关键词还是对境外网站的屏蔽，此时国内对互联网内容的监控，其实际效用远未达到管理者的期望。以至几乎所有网络工程师出身的网民在谈起传说中的“网上长城”时，多认为这不过是做个样子而已，绝对不可能起到真正的效果。
不过，此时的防火墙虽聊胜于无，但使用代理需要一定的网络知识，并非所有人都能熟练操作。不断寻找新的代理，对一些网民而言，也是颇为痛苦的经历。但谷歌登陆中国，一切开始改变了。
人们发现，谷歌检索到的有些网站虽被屏蔽，但通过其强大的“网页快照”功能，无需翻墙就可以轻松浏览到被屏蔽的信息，而且用搜索引擎访问非法信息，只需输入关键词，根本不必访问特定网站。接下来，人们又发现，在谷歌里搜索任意敏感词，搜索结果的第一二条链接就可以突破屏蔽。这些方法在网民中流传一时。
谷歌搭建了一条极为便捷的跳板，网民们浏览海外“不良网站”的高涨热情，监管者自然不会袖手旁观。他们一边及时增加屏蔽内容，一边开始出台各种法律法规限制网民对“不良网站”的浏览。
2000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此后，中国相继出台了多项法规对互联网进行整治，此类法规的颁布实施，使网民上网浏览非法信息也成了一种违法行为。
终于，谷歌的“网页快照”和“隐藏路径”给自身带来了严重的后果。2002年9月3日，中国网民发现，Google.com打不开了。此次封锁一直持续到2002年9月12日才得以解除，但因为运用了TCP会话阻断的技术手段，“网页快照”等功能从此彻底消失于中文的谷歌网页。
2002－2009：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据当地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2006年1月25日，疲惫不堪的谷歌公司放弃了对“原则”的坚持，实行本土化，启用google.cn。这是为用户提供了审查版的搜索系统，限制了用户对敏感关键字和网站的访问。上述广为人知的句子，便是在谷歌中输入关键词后必然出现的文字。
即便如此，谷歌的形象仍显不驯。2009年6月24日，谷歌再次被封，原因不明。而谷歌用户的比例，也从2000年时的67.1%，下滑至不到三成。
现在看来，2002年9月3日谷歌被封已经成为一个标志，一个中国内地互联网进入成熟期的坐标。这一时期，虽然被屏蔽内容的数量在不断的增长，GFW投入的人力物力也不停增加，但对于大多数刚刚投入网络生活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并没有经历过1990年代的不设防时代，也没有网络初步形成时的那番兴奋与激荡。对他们而言，网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别无其他。
2002至2009这几年，是中国互联网业的飞速发展期。期间，有近40家中国互联网企业海外上市，这几十家公司聚集了几十亿乃至上百亿美元的财富。一个新兴的产业正在全速发展，对年轻一代来说，它代表且仅代表着机会与财富。
然而，网络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监管难度。“不良信息”的内容，迅速由单纯的文字格式变成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格式，传播源头更加分散，传播方式更加隐蔽和多样化，传统点对面的传播方式所占比重越来越低。同时，“不良信息”的识别难度也越来越大。
尤其是对色情类信息来说，识别难度迅速加大。借助互联网传播的隐蔽性和有效性，色情业的扩张似乎如鱼得水。尤其是聊天室，短短几年时间就由交友平台迅速变成色情广告泛滥的平台，以至除非整体关闭别无更好办法的程度。
对监管者来说，更大的挑战和难度在于，随着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增加，各种突发性事件信息传播的监管任务也越来越重，因此必须随时扩大关键词。而互联网与传统媒体最大的区别就是，人人都可以是报道者。仅靠简单强化对特定网站的屏蔽效率，远远无法完成新时期社会稳定赋予其的监控要求。
为此，屏蔽的对象和名单，必须迅速从组织、机构扩展到个人，从专业新闻或宣传机构扩展到可能成为“不良信息”传递平台的专业网站或技术工具。譬如对海外一些视频专业网站的封堵。
为此，屏蔽名单已不单是那些新闻类网站，而是扩大到了无所不包的境地。以中文维基百科被屏蔽为标志，之后众多的视频类网站、博客类网站的屏蔽与关停，都显示出监管者为应付层出不穷的网络突破渠道只好采取终极手段。
熬过了SARS的侵袭，迎接了2008奥运会的盛临，经历了大地震的洗礼，GFW更加成熟壮大，也更加幅员辽阔无远弗界。它无疑开始一点一点地显现出成效来。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网民来说，掌握“翻墙”技术以及不断地更新各种复杂的代理软件是件令人烦恼的事情，因此，一旦某个网站被关停，也就预示着这家网站在国内的销声匿迹。据国内个人博客网站牛博网创办人罗永浩介绍，牛博网因博客中涉及敏感问题而被“墙”，之前每天120万PV的访问量迅速落至10多万，不足原先的一成。
或许只有利剑的存在才能体现出盾牌的价值。伴随着GFW的成熟与高效，突破网络封锁的努力与尝试也日益多样化与集团化，很显然，这一时期对网络监管的突破渐渐显露出更加复杂的情势，已经从单纯的网民自发的行为，上升到深刻政治背景与内涵的层面。
2002年3月，动态网络技术公司在海外成立，主要从事突破网络封锁软件的开发，主要软件有“自由門”、“动网通”。这些年来，动态网在海外获得了巨额的资金支持，使得他们有能力不断的开发破“墙”软件，并向全球免费提供下载，这不能说没有任何海外官方资助的影子。 “自由門”软件目前已经升级到6.90版，而“自由門”接收反華国家与机构的资金赞助，是众所周知的秘密。
如同一场你追我赶胜败莫辨的游戏。“自由門”软件越是升级，GFW的功能就越发加强。每一代“自由門”使用时限越来越短，更新愈加频繁。2006年开始，几家内地著名的防病毒软件，开始将“自由門”软件列为病毒清扫对象。具体内情我们无从知晓。
这时，另一款全称为洋葱路由（The Onion Router）的软件TOR也开始免费发布。网民简称其为“洋葱头”，或者“套”。它最初来源于美国海军实验室开发的一种技术，随后被发现可用于保护互联网用户的隐私。阴差阳错，网民发现“洋葱头”除了具有防止西方政府监控网民隐私的功能，还能用其突破互联网的封锁。2006年，“洋葱头”獨立成型，以 “洋葱头”项目之名注册为美国的非营利机构，免费发布“洋葱头”软件。
每当境外有了新的破“墙”软件，克服它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利用那些乐于与中国合作的美国公司的技术资源，开发新的应对软件。据悉，中国占全球电讯设备市场约25％，这一比例还有继续扩大之势。其中有相当部分属于被中國政府购来用于建立“安全系统”。
除了这些明显有着背景支持的软件，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以及网民不断对新技术潜力的发掘，也给GFW带来了新的挑战。大约2005年起，博客这种形式开始在内地网民中风靡。相较于先前的BBS，每一个博客都是一个网民自己的獨立媒体。这对于网络监管来说，投入的时间、人力与资金与之前对BBS的管理，恐怕是几何级数的变化。
而网民对P2P（个人对个人）下载软件潜力的开发，也为GFW始料未及。2003年左右，随着宽带网络的普及，各种P2P下载风行网络。一夜之间，网民们发现，原来P2P软件竟能直接搜索其他网民电脑中的信息和资料。尤其对那些色情信息的需求者来说，它意味着根本不需要再费劲爬上海外色情网站去寻找色情图片，现在，只要开着电脑，任意两个陌生人之间就可以互相传递色情影片。网络封锁对此形同虚设。
P2P技术带来的巨大冲击，甚至使中国猖獗一时的传统盗版行为开始变得无利可图，因为人们可以随意从网上免费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而应对过滤字系统监管，又有了新的应对手段，有人利用过滤系统无法识别图片内容的特点，将“不良信息”的文字处理成图片格式，然后发至网络。
2007年4月28日，上海市民杜冬劲起诉上海电信，起因是他作为被告的宽带付费用户，发现不能直接访问一些海外网站，属于对方违约。法院判杜冬劲败诉，因为原告通过设置代理服务器仍可以登录某网站。网民用商业服务合同纠纷的方式来挑战GFW，实属无奈。
2009：网络管理转折年
2009年2月10日，中央电视台新楼不慎发生大火，在这场传统媒体反应不及的火灾报道中，大出风头的，竟然不是反应便捷迅速的商业门户网站，而是第一时间就做出反应的网民，他们配图配文的直播，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由于这次火灾事故报道，网络新工具TWITTER大显身手。TWITTER和“饭否”的出现，真正实现了让每个网民都可以成为记者。
这一年，继香港艺人陈冠希的不雅自拍照在网上被疯传一时后，各式各样性爱自拍、偷拍视频和照片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它显现出的是网络时代的双重难题：监管难和个人隐私极易被侵犯。
而2009年多起“人肉搜索”事件，在显示出网络舆论突然变成对官员的强大监督力量的同时，也在针对平民“人肉搜索”的事件中，显现出互联网技术对传统社会道德和隐私的巨大冲击。
网络监管者在2009年面临着自中国网络诞生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今天中国网民高达3.5亿，为世界第一。新生网民已无早期网民将网络视为新生事物的兴奋与刺激，只是将其当作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网络的发展，让网民有了更多的选择。游戏、电影、社交……他们的网络生活中，国境线那边的风景并无太大吸引力，对许多人来说，那些离他们的生活似乎有些遥远。直至有一天，他们一夜醒来，发现自己视为生活一重要部分的BT下载不灵了。
BT网站被封，几乎在网络中掀起了集体性的反对浪潮。那些以前不闻政事、但已习惯一切影视资料免费获得的年轻网民也第一次加入了质疑网络管理的大合唱。但这次事件似与政治无关，而是迫于版权压力的中国官方不得不为的一个结果，网民可以免费享受版权保护文化作品的待遇，恐怕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顺带一提，为了适应中国网民习惯免费获得版权保护的音像作品，google.cn也积极向中国的竞争对手学习，提供了免费下载音乐的便利。自然，苦于无法从网上“free”获得音像作品的西方国家网民，也很快也发现了google.cn这个“阿里巴巴宝库”。
2009年5月1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发文件，要求2009年7月1日之后在中国境内生产销售的计算机出厂时应预装最新版本的“绿坝—花季护航”。消息传出，以年轻人为主体的网民一片哗然。但一些孩子正处于低幼年龄的家长却有不同的看法。
2009年8月，TWITTER主站被屏蔽，“饭否”被停。
2009年12月，文化部称将对网站实行分级。同时，工信部关停了200余家网站，并称将对网站实行许可证制度。
2009年12月11日，CNNIC停止了内地个人域名注册，理由是“为了提升域名注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一步加强域名注册信息审核工作”。与此同时，工信部再推新规，规定在海外注册的域名必须向有关部门报备，方可接入中国互联网，否则将在国内屏蔽。
2009年一连串的网络监管举措，显示GFW在多年的网络管理中，对网络已经从不熟悉走向熟悉，监管措施的针对性越来越强，越来越有效。
作为一个见证者，温云超明显感觉到GFW的能力在2009年大幅度提升，以往访问海外网站极为便捷的“自由門”突然失效了，这是多年来从没有过的情形。他只能用起了“洋葱头”，并向周围跑来求教的人推广“洋葱头”。据他统计，仅通过TWITTER进行推广翻“墙”技术，七一前后，每天新增为“洋葱头”的国内用户约有一万六千人。
如果说屏蔽网站是对“面”的监查，对网民个人的管理则是定“点”直达了。
网络除了信息的获取，另一个重要用途当属即时通讯。目前，中国最流行的即时通讯工具QQ的注册账户总数为7.153亿，其中活跃账户数达到2.92 亿；MSN用户则有1892万；Skype在中国也已经拥有超过5100万的注册用户。如此庞大的通讯工具用户群，各种诈骗组织机构和色情机构自然不会放过，有关部门也同样会紧密注视。
2005年8月，《华夏时报》记者谷龙在关于腾讯公司利用QQ监视用户的报道中指出，腾讯QQ记录用户聊天信息并传回服务器。该报道称，“经腾讯公司的内部技术人员证实，QQ留有后门程序，不过一般点对点的聊天不会激发后门程序，多用在QQ群聊天上，如果谈话内容带有关键字会被立即记录下来发给我们服务器，再交给警察处理”。
该报道当时引起广泛关注。
QQ如此， MSN和Skype也差不多。
2005年9月，Skype与TOM公司合作，在中国推出TOM-Skype版本。TOM根据当局的要求，在TOM-Skype版本加入了木马功能，对关键字实行过滤，并收集用户信息。据了解，TOM-Skype版本的关键字过滤主要应用在文字聊天上。该关键字过滤器不会显示于Skype 聊天。一旦发现有敏感字后，它便会记录下来并加密发送出去。
Skype的负责人尼科拉斯·泽斯特朗，在2006年4月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时解释说，Skype只是遵从了不和当地法律相抵触的原则。 “TOM-Skype实施了关键字过滤，但是在中国这个市场大家都这样做”，《金融时报》引述尼科拉斯·泽斯特朗说。“这些都是规定”。
而MSN则根本无需如此复杂。由于MSN使用的是ASCII码，采用明文传输的方式来传送即时消息，而这种传输方式不会经过任何加密过程，非常容易被专门的监听软件截取谈话内容。由于MSN的安全缺陷，不需要在被监控对象的机器上装任何的东西，MSN对话尽收眼底。
网络管控背后的“国际主义战士”
据海外媒体报道，中国GFW的建立与发展，一直是与西方高科技公司的协助密不可分。据Ethan Gutmann在《Who Lost China’s Internet》一文中称，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西方许多大公司争相与中國政府配合，为中国建立GFW提供自己的技术以换取进入中国这个巨大市场的机会。他们之间不仅为各自的利益在报价上互相竞争，还通过支持国有新华通讯社的分支—中国互联网公司、“美国在线”（AOL）、“网景”（Netscape Communications）和“太阳”（Sun Microsystems）帮助中國政府宣传。为了不在竞争中落败，加拿大互联网巨人Sparkice宣布：在它的网站上，只有中國政府认可的新闻。而 Nortel则为中国的公安部提供了声音和闭路照相机识别系统的软件。一家以色列公司则为中国电信提供一种“智能内容确认”的软件（iCognito），可以在网民上网时进行实时检查并过滤信息……
2008年，思科公司与雅虎、谷歌一同坐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席上。思科公司2002年的一份面向中国客户的90页内部报告被展示，其中一项为：思科公司的技术有助于“金盾工程”打击鍅耣功和其他敌对势力。美国思科公司，当时向中国公安部提供了特制的数据包级别的内容过滤路由器。技术人员杰夫介绍，这种路由器在转发每个数据包的同时，都会复制一份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的结果，可以允许这次通信正常进行，或者中断这次通讯，情节严重的，将会封掉这个国际网站或IP地址。
在GFW一词的发明者查尔斯的文章中，也专门提到了思科等公司，以及其提供技术服务和网络硬件产品的部门。
加拿大国会辖下的人權与自由发展国际中心在2001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中介绍，2000年11月，在中国公安部赞助的国际安防展2000上，美国思科公司、加拿大Nortel和Sun公司都参与其中。此次展会中，“金盾工程”成了焦点。
在展会上，为了取得订单，Nortel积极兜售一种叫做OPTera Metro组合的技术。OPTera Metro 组合能够令互联网络服务供应商更有效地追踪到每个互联网用户及其在网上的活动。这一技术与Nortel的隐私策略是相抵触的。而另一边，思科公司的女推销员也在大力宣传她的公司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防火墙。
而现在，这些国际大公司的代表们都拒绝回答有关他们所代表的公司是否参与“金盾工程”的任何信息。
思科公司的副总裁否认其参与中国网络审查和监控，他指出这份内部报告是一个在职低级工程师的行为。他强调思科只是个技术公司，并不对客户如何使用技术负责。
文/《凤凰周刊》 记者 田路 特约撰稿员 姚遥
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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